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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9章 户部侍郎有所不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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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沈树人穿越之前,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多年,就总结过不少快速跟文人套近乎的秘法。

    对付前辈文人,你就是要投其所好,说他平生做的学问多么有指导意义,是自己的人生指路明灯。那对方就算原本对你有些恶感,听了这话至少也能扭转回七八成。

    而且如果对方有多本著作,你还不能挑最畅销的来吹。

    这种段子,在圈子里也是一再被人提及。

    比如后世某知识二传手平台的创业者,就吹嘘过自己早年结交易中天的经历:当时,易教授已经靠百家讲坛闻名遐迩了,而他还只是个小出版人,听说易教授很难接近。

    然后他独辟蹊径,说自己不是因为《品三国》而认识对方的,而是对教授某本早期作品推崇备至。对方立刻被他忽悠得一愣一愣,引为知己。

    因为一个人爆红畅销的著作,往往是被打磨地世故圆滑后、为了畅销而不得不说点谎、昧点良心、争取更大的受众代入感。在桀骜文人真正扪心自问时,往往并不以此为傲。

    早期作品却灌注着一个文人的初心,是他不向销量折腰献媚前的思想体现,那地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
    沈树人刚才跟张国维送礼套近乎,看似短短几句话。内中的心理学学问,却是深不可测。

    轻轻松松就把一个四十多岁古代老江湖的内心拿捏了。

    这不是张国维阅历不行,而是明朝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教程。专业算计业余,输得不怨。

    而且,沈树人把话题引到“兴修港务、疏浚航道、安置漕民、开挖桑基鱼塘”之后,正好触及了张国维早年的老本行,两人越来越投机,很快就扯出两个问题。

    首先,是张国维觉得大家那么知己,再收那么重的礼实在不好意思,有违朋友之道——这不是他虚伪,而是真心觉得觉得不能坑沈家太多钱:

    “贤侄对水利航运也非常精通嘛,老夫这《吴中水利全书》,能启发贤侄的地方,实在不多,当不得如此盛誉,这重礼受之有愧。”

    沈树人闻言,也非常恰到好处地补充了一个理由:“世伯,书是死的,人的学问却是活的。小侄与家父日后不仅要靠推广刻印世伯的著作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。

    一旦遇到了之前没经过见过的疑难,还得向伯父咨询呢。世伯公务繁忙,若是不收下这些薄礼,日后咱都不好意思耽误世伯拨冗指点。”

    这话一摆,那就不仅是送“版权费”,还包括“咨询费”了,张国维都忍不住有些飘然。

    双方越聊越投机,又自然而然提到“每年安置五六万漕民”所需的巨大开支上了。张国维早年在三吴兴修水利,对筹款摊派是最熟的,就建议沈家考虑鼓励本地豪绅一起出点力。

    沈树人等的就是这句话,张国维提出后,他立刻打蛇随棍上:

    “世伯所言深合常理,如今百姓困顿,天下凋敝,朝廷要做点什么事情,确实不能再指望正税拨款。

    尤其是京城那边沆瀣盘剥,凡是经过朝廷征收再下发的银子,最后能得几成实打实用到刀刃上?没出京城怕是就被扣了三成甚至一半!

    咱南直隶还算富庶,想做点事情也还能做,关键就是要鼓励豪绅‘本地人缴银子花在本地’,不让京城户部盘剥,若能确保如此,想来豪绅也能懂点道理,不至于抗税!”

    张国维刚才一直表情轻松,听沈树人说到这里,他也忽然有点酒醒了。

    连安排在他左右倒酒布菜的柳如是、顾眉,他都目不斜视了。

    他谨慎地捋着胡须,沉吟了一会儿才说:

    “老夫也算在户部厮混,虽然不在京城,却也有京城的朋友跟我透些消息。贤侄此言,可是意有所指?听说令尊去年腊月,就曾被陛下多次召对,可是为了那事儿么……”

    沈树人看了一眼左右几个女人,脑中飞快思索了一下,觉得后面要说的这些话,还是没必要避人,这样反而还显得坦荡。

    毕竟他要先跟张国维讨论厘金政策的利害,这些学术性的话题,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。等聊到利益分配、仕途前景时,再把这些女人支开也不迟。

    于是,他刻意坦荡地从左侧刚才还在唱曲的李香君手中,接过一杯酒,又从右侧的卞玉京筷子上,大大方方吃了一口红焖龙筋,这才说道:

    “世伯不愧是关心国家大事之人,不错,小侄原先和家父多次商议过厘金之法,家父也曾被陛下问起。

    小侄以为,如今国家多难之秋,南方各省不是要安顿漕民、就是要围堵流贼,确实该法外加税。而征收厘金,是让本地人安心、不怕钱被挪用的最好方法。

    小侄也知道,这种让人掏钱的谏言,会落下天下骂名,被士林豪绅唾弃。但苟利我大明江山,便是生死我等都能置之度外,何况区区荣辱!”

    张国维今天还是第一次正式听说厘金的建议,对细节也不是很了解。当下就谦虚地让沈树人详细解释一下。

    沈树人当然也不会藏私,趁机全面分析了一波,内容无需再赘述。

    张国维老成持重,大致听完后,不住地以手捋髯,思索许久,忽然问了个看似不着边际、大而化之的问题:

    “贤侄,你以为,我大明以田赋立国,不重商税,这个基调可曾有错?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很敏感,如果早几代人是不敢问的。不过如今都崇祯朝了,还是崇祯十四年。明朝士大夫对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坏处,也反思得差不多了。

    此刻旁边只有几个女人,也不会搬弄是非,评论一下也无妨,就算被锦衣卫听到其实也没事。

    沈树人想了想,很有担当地说:

    “小侄虽然才疏学浅,却也略读史书。愚以为,一部十九史,每朝每代,在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时,都会矫枉过正,宁枉勿纵,往往出于恐惧而不加详细分析。

    我大明重农抑商,反对商税繁冗,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训。但殊不知蒙元盘剥之重,主要是因为他们隳突中原名城、拆除城墙,变良田为草场,重商毁农,才至于此。

    如果商农并重,且以商税维持朝廷相当开支,如前宋之世,百姓生计自能俨然。有宋三百二十年,可曾有流贼能成如今燎原之势?宋之亡,终究亡于外敌,而对百姓始终能控制,最后崖山能有十余万人赴义,不亦可叹。

    我大明本该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训,模仿宋人治民理财之善政。却因为蒙元也重商、太祖又不读书,最后矫枉过正,唉。”

    张国维也是跟筹款工作和户部打了多年交道,沈树人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,他还是听得出来的。

    不过作为接受儒家传统教育的文人,他对沈树人话中偶尔表现出来的桑弘羊王安石倾向,还是略微有些警觉——

    这已经不只是“张居正倾向”了,如果仅仅是支持张居正,在如今这世道也还好说。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,也没桑弘羊王安石那么重商。

    张国维反复捻着胡子,目光忽然变得有些冷厉,拿出反对重商主义者最持重的态度,认真问道:

    “看来,贤侄觉得,前宋之法,如果不遇到外敌,是可以实现让百姓长治久安、不会改朝换代的了?可是商人重利,一味放纵,只会导致利滚利,富者愈富,贫者无立锥之地。

    那些亡于土地兼并的历朝历代教训,还不够深刻么?以宋之能,纵然理财过于本朝,也未必能得长久。”

    沈树人笑了:“我没说宋一定能做到‘没有外敌就不会灭亡’,但是至少能比重农抑商的王朝反而缓解土地兼并的速度。

    土地兼并,只是贫富分化的结果,不是重商的结果。天下钱财都是逐利的,有余钱就想钱生钱,自古皆然。如果抑了商,钱生钱的欲望只会全部堆积到土地上,所有钱都用来炒作田亩,穷人遇到灾害就更容易失地了。

    如果不抑商,如果允许钱往那些比囤积农田赚头更大的地方投,敢于冒险的人自然会被冲昏头脑,一拥而上。

    田产之利虽低,但持有田产者,只要能有功名、投献免税,那拿田就是无本生意,只进不出,永远不会亏本。利润再低,也架不住数百年的‘复利’,最后贫富差距只会更大。

    而天下别的生意,纵然利益再高,风险却比买田高得多,有赚也有赔,经商还不能靠功名投献免税,赚的时候交了高税,赔的时候朝廷也不会退税,长此以往,反而贫富分化没那么快。

    不知世伯有没有看过宋人的笔记,前宋时开封房价动辄数千贯数万贯,都不用是什么豪宅,只是简单的一两进小院,这价钱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贵了何止十倍?

    但是,前宋开封那些奢靡之物、商铺房舍再贵,却坑不到普通贫民,贫民只要不想去开封,愿意在老家安贫乐道,还是活得下去的。

    重商,收高商税最大的好处,便是把天下的冒险家聚拢到一起,诱之以巨利,让他们自相图害,能者上、庸者返贫,免得他们连种地的几成小利都不放过,那才叫真正的与民争利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