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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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

    离家多年,当我决定走得更远的时候,在1989年年初我回了一次家。

    快到六号院子门口时,我才有点忐忑不安,不知家里人会怎样对我。父亲坐在堂屋家门口一小炉子边,他把几层外套重叠着穿,缩着腰,怕冷似的双手插在袖子里,正对着院大门。眼睛已完全看不见了,但能感觉是我,能听出是我的声音在叫他爸爸,他笑了。

    母亲从屋里走出,手里的一节藕掉在地上,她变得很老,背更驼了。她说:“你回来做啥子,你还记得这个家呀?”话很不中听,但她看着我的神情告诉我,对我的回家她又惊又喜。

    我把随身带的帆布小旅行箱放下,目光四下望着。这儿的一切,包括父母,与我想象的一样,只不过更为朽败,毫无新奇之处,也没有亲切的感觉。而我回来也不过是瞅上一眼,对自己曾经那么多年在这地方生活做个交代,有几分是为了看父母呢?

    最多后天,说不定明天,我就走。

    吃过晚饭,天就完全黑了。在屋子里,不管怎么弯着头,也看不到一点窗外掉尽叶子光秃秃的黄葛树。我脱了衣服上床,母亲在给五屉柜上的一尊佛规规矩矩作揖,嘴里轻轻念叨着什么。那是个和喝水杯子差不多大的瓷人,瓷人的面前放着一个小香炉。母亲信佛比以往更为虔诚,已把佛请到家里来。

    母亲上床后,与我的身子挨得极近,我很不习惯往里面挪了挪,她扯过她的棉被给自己盖上。架子床靠墙一边横搁了一个窄窄的木板,上面放了夏天衣服和一个个用布包起来的小包袱。弄得一张床不伦不类的,而且稍不注意,一抬头,就会撞上。我忍不住说:“床下有箱子,还有五屉柜,都装不下了?”

    “这你就不晓得了,把东西包起来,随时就可以走。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还不等我问她走哪儿,她就说,她准备好了,一失火,就可以拎走,先牵走我父亲,再拎包。

    呼吸着母亲的气息,我想,她不过才六十二岁的人,脑子却真是老了。

    我眼皮开始打架,粘在一起。奇怪,我在外每夜靠安眠药才能入睡,一回到家,不必服药,脑子马上昏昏沉沉。

    母亲关了灯,她说这个月退休工资没领成,几家造船厂都发不起工人工资,退休工人连领一半退休金也不行。大冷天她去了好几次都白跑,有几百退休老人在公司大门口静坐。她怕冷,怕心脏犯病,没有去。公司若再不发退休工资,他们说要到朝天门港口去静坐。“那么冷,都是上了年龄的人,活不了几天,朝死里奔。”黑暗中,母亲自言自语,“我现在就是去一趟石桥广场买菜,人就累得不行。”

    这几句我听清楚了,我对母亲说:“我要睡着了,明天我给你钱就是了。”

    母亲想说什么,果真停了嘴。她那么说,不过是提醒我应当养家的一种方式罢了。

    母亲也不问我的情况,在外边干些什么,她依然不把我当一回事。不过她问,我能说什么呢?假如我告诉她,她的第六个女儿靠写诗写小说谋生,她一定不会相信也不明白。我已经二十六岁,往二十七岁靠了,她也没有问一问我有没有谈对象,什么时候结婚。也可能她明白,我这种女儿的生活方式,还是不问为好,省得焦心。

    2

    第二天我醒来,就闻见烧香敬佛的大众牌卫生香,气味刺鼻。香炉上弯弯曲曲冒着三根白烟。父亲早起来了,摸下楼。面朝我站着,他喘得很厉害,在喝一种颜色很浓的药水。他看不见我,只是感觉到我站在门槛边。

    母亲提着菜篮回来,她把白萝卜,还有几两猪肉一束葱,放在门外靠墙放的竹桌上。我过去帮母亲理葱上的须和黄叶,掏出钱给她。母亲把钱仔细地数了数,还了两张给我。我没推辞,就收下了。我对母亲说,我以后还会寄钱给她。

    “一笼鸡不叫,总有只鸡要叫,”母亲说,“我知道你会最有孝心。”

    “我明天一早就走。”我打断母亲。

    母亲脸上的笑容顿时没了,嘴里却说:“你昨天晚上讲,我今天就多买点菜呀,你啷个不早点说嘛?”

    父亲把炉子边上的扇子拿着,在对着炉子扇。母亲走过去,一把夺了下来,“火燃得又不是不好,扇啥子,瞎起个眼睛,尽添事!”

    她是有气想对我发,但又不能朝我发,就对父亲发。人还是得长大,我想,起码长大了,母亲不能随便朝你发火。

    整个下午和傍晚,家里空气都异常沉闷。晚饭时,五哥回来了一趟,他变得很瘦,人矮了一截,见了我仅说了句“你回来了”。连他都变得如此陌生,那么不用说其他姐姐哥哥了,我决定明天走是对的。我只想等到黑夜来临,盼望这一天尽快结束。

    母亲洗了脚,迟迟不上床,墙上挂钟都快夜里十二点,整个院子的人都睡了,她还在翻箱倒柜,找什么东西似的。她一定是记忆出差错了,总找不着。

    看着她着急的样子,我躺在被窝里说:“你要找的东西说不定就在我头上的包里。”她拍了一下自己的头,就爬上床,把边上一个布包取下。

    我懒得看她,干脆闭上眼睛,准备入睡。

    母亲叫我,我张开眼睛,见她手里拿着一只口琴,摊开的布包上是墨蓝色儿童绒帽。口琴和帽子都是我曾经见过的,她把口琴递给我。“你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她说这话时好像带着一种莫名的快感,仿佛是一个击中要害的报复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?”我问,我知道母亲在说谁。

    “他得肺癌死了。临死前他希望见到你和我,让他的老母亲去找你二姐,好不容易找到二姐,二姐却没有过江来叫我,即使叫了,你也不在。”母亲拿准我说,“即使你在,你也不会去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在。”我喃喃重复母亲的话。在1986年4月20日生父咽气的那一刻,三年前,二十四岁的我在哪里?在哪个城市潇洒地打发时光?可能和一群人在喝酒闲聊,哈哈大笑,正把身体倒向一个自认为爱我的男人的怀里?我想不起来,感觉脑壳上开始有东西在敲,我从被子里坐了起来,语气平淡地说:“人要死了,我还是得去的嘛。”

    母亲俯下身的脸,我看不清楚,觉得她在冷笑,但是她的手抹了抹脸,那么说,她在流泪?

    二姐写信从来没提这事,我相信她今后也永远不会给我讲这件事:生父的母亲,我的婆婆,为了儿子临死前想见我一眼,来找二姐。二姐却直截了当地说:“你不要来找我们家,不要来找我们家六六,我们家六六不会认你们的。”

    二姐会一直守住这个秘密,如同她守着另一个秘密一样:曾代母亲收我生父按月寄给我的十八元生活费。

    母亲后来知道了,也没有一句话责怪二姐。在这件事上,母亲心里一直很虚,她对我们家其他的孩子总是采取一种卑微的姿态,把一腔委屈和悲痛留给自己。

    母亲说她有感觉,连续好些天夜里做梦,都梦见我生父像个小儿哭啼,责怪她不去看他。以前他在她的梦里不是这副样子,母亲便知道他已走了。

    癌症晚期,没有医院肯收他,集体所有制的塑料厂付不出医疗费,家里人抬着他,一家家医院走,只有几张病床的一个乡镇小诊所算是开恩,收下他等死。他的妻子侍候了一段时间,也不干了,连火葬场都不愿去,她心里明白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。

    “死的时候,他就叫我和你的名字,求他的老母亲再来找我们俩。”母亲停了停,说我生父平常连个鸡蛋都舍不得吃,他得肺癌是由于缺营养,身体差,在厂里长年做石棉下料。婆婆拉住母亲的手哭着说,他才四十九岁,我这种活够了的白发人不死,他啷个死了,老天爷长的啥子眼睛嘛?

    3

    或许从那以后,母亲就开始把佛请到家中,父亲和母亲也分开睡,母亲可能每夜哭醒?但她比以往更细心周到,照顾着比她大十岁的父亲,天一亮就上阁楼去,倒掉父亲的尿罐,提着烧开的水,为父亲泡上一杯茶,因为父亲的支气管炎,她硬是把父亲的叶子烟扔掉,让父亲戒了烟。父亲生病卧床不起时,母亲就把做好的饭菜送上楼,喂父亲,睡在父亲身边,怕父亲一口气喘不过来。她宁愿自己走在父亲后面,哪怕到时她一人无人照顾,若她走在父亲前头,没她,父亲怎么办?

    她不爱父亲,却为父亲做从未为我生父做的一切,她的孤独,她的心事,只能向佛诉说,她没有一个听众,连她这刻对我说的,也是声音轻得不能再轻。知道眼瞎耳聪的父亲未睡着,听力出奇的好,隔着一层薄薄的楼板也没用,她不愿意伤害父亲,她认为自己伤害父亲已经够多的了。

    口琴的冰凉,刺激着我好不容易在棉被里暖和过来的身体。我这个冷心人,不,一个冷血动物,伸过手去拿那顶墨蓝色的小帽,摸着面上的丝绸,里面的绒,帽子上被老鼠或虫咬坏的小洞。我闭上眼睛,想象当年生父怎样从他的裤袋里掏出这顶帽子,然后把它戴在我的小脑袋上的一串动作;站在严冬寒流中,他对母亲说风大,不要让我着凉了;我十八岁时,我们一辈子唯一的一次会面,他那副小心翼翼百般讨好,想讨我喜欢的种种情形。

    他在城中心的最高点枇杷山公园,对我说过的话,当时我根本不在意,这时我却一字一音记起来了。

    他说,尤其是你未来的丈夫,绝对不能让他知道,你的身世,你千万不要透露给任何人。不然你丈夫公婆会看不起你。以后一生会吃大苦,会受到许多委屈。

    他说,在他跟着我时,他看到我受人欺侮,又不能奔过来帮我,心里直恨自己。

    他说,你得原谅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,你得原谅你妈和我,你得对你妈好点,为了你,她太受苦了。

    那个焰火齐放的夜晚,想起来真是灿烂。我当时感觉到那是一个节庆,不明白这座山城有什么可喜,想必是国庆节。为了确认,我在图书馆翻到1980年旧历八月二十三,母亲和生父记在心头的我的生日。原来那天正是十月一日,这个国家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一周年的大喜日子。那天晚上最高级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设宴请外宾,柬埔寨诺罗敦·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,以及越南共产党亲华派流亡领袖黄文欢,俨然还是番王来朝的宫廷气派。

    我把装订好的一册册报纸逆时翻,手指一触,泛黄的纸,一不小心就脆开一条缝。越接近1962年9月21日——我出生的那天,我的手越抖得厉害,纸的裂缝也就越大:那是个星期五,为旧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三。那天发生最大的事,是声讨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,我空军击落U-2美蒋间谍飞机,毛主席接见空军英雄。赞歌颂曲一片,云南烟区精选烟种,江西旱烟收成也好极了,我的家乡四川提供耕牛两万五千多头给缺牛区,广西中稻丰收,等等。越往我出生前大饥荒那些年翻,消息越是美好,生活越是美丽。这样的报纸太有价值,任何人想了解自己的祖国,想了解历史,应当经常翻阅。

    天已开始有点发亮,卷烟厂又雷鸣般放蒸汽。我毫无睡意,索性起来。母亲从布包底抽出叠得整齐的蓝花布衫,说:“你试试。”我生父九年前为我扯的那段布,母亲已把它做成一件套棉袄的对襟衫,一针一线缝得扎实均匀。

    我站立床前,把衣服穿在身上,一颗颗布纽扣扣好,母亲呆呆地看着我。如果她这时,对我说一句:“六六你留下,多住几天。”我会改变主意的。她没提出,我就坚持原来的打算,一早就走。

    我让母亲躺到床上,她很听话,就躺了上去。我穿着衣服在她身边躺了下来,把房间里的灯熄掉。

    母亲的眼睛闭着,呼吸变得均匀,但我知道她没睡着。

    鸡叫第一遍,江上轮船的鸣叫零零落落,传到半山腰来,像有人在吊嗓子那么不成调地唱着,一遍又一遍,都不满意,又重新起头。我下了床,穿上皮鞋,这时,听见母亲轻轻地说:“六六,妈从来都知道你不想留在这个家里,你不属于我们。你现在想走就走,我不想拦你,妈一直欠你很多东西。哪天你不再怪妈,妈的心就放下了。”她从枕头下掏出一个手帕,包裹得好好的,递给我。

    我打开一看,却是一元两元五元不等的人民币,厚厚的一沓,有的新有的皱有的脏。母亲说:“这五百元钱是他悄悄为你攒下的,他死前交给你的婆婆,让你的婆婆务必交给我,说是给你做陪嫁。”看见我皱了一下眉,母亲说:“你带上!”她像知道我并不想解释为什么不嫁人,她没有再说话。即使我想说点什么,她也不想听。

    那天清晨雾很大,重庆层层叠叠的房子很快消失在雾幛后面。

    我提着小箱子走到江边,江上雾好像是专为我而散开,好让我坐轮渡过江,我一直来到江对岸,走过沙滩,上了一坡长长的石阶,站在朝天门码头顶端,四十六年前我母亲从乡下坐船来到这个城市的地方,江上没有一声汽笛,像哑了一样。

    这么说,我“成年”后每月十八元不要他付了,他看到我成人了,飞走了,他还是每月成习惯地把钱省出来留给我。没有机会再偷偷跟在后面看我,他可能心里空得慌。他的情感专注,到死还想着我,没有一点改变。而我呢?连一声爸爸也不愿喊,我看不起这种情感,我鄙弃地把他推到一边,丝毫也不犹豫,连转过头去看他一眼也不肯。

    突然泪水涌满我的眼睛,我竭力忍住,想吞回肚子,但泪水不再听我使唤,哗哗往外淌着,我身子痛得站不住,倚着石墙直往台阶上滑。

    4

    1989年2月,我乘火车到了北京,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。3月份,一些小型或不太小型的聚会已在大学校园里举行,学生们在热情地辩论中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。4月,北京学生开始走出校门,走上街头。到处是歌声,到处是激情澎湃的人群。

    我和同学们一起,在人流中,想起离开重庆时,特地转道去郊区看生父的墓。墓在一片只种杂粮的荒野岭上,不过是在埋他的骨灰的土上面,堆了些石头,一些大大小小的乱石,垒成一个小堆,算是标记。连个起码的碑石、连个名字也没有,旁边乱堆了一些南瓜藤玉米秆,山坳下种了红苕高粱。看来他的农村妻子和两个儿子,也想把他忘掉。当然,多少年来每个月他得给另一个非婚生的孩子十八元钱,这么大笔钱,谁能抑制得住怨气?还不用说他的心从来都未真正属于这一家,尽管他拼命劳作干活,履行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

    我的那两个从未见面的弟弟,会问姐姐在哪里吗?也许我和他们一生都不可能见面。

    宽阔的马路,人行道两旁全是人,墙上树上也有人。这么多人,这么整齐的呼喊,这么蔚蓝的天空,祖国首都的天空,在这个我从小向往的地方,圣地一般的地方,我的心跳在加快,跳得迅猛而有力。

    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南方那座山城的长江边,在暗沉沉的雨云下飞快地奔跑。那是五岁半的我,我一边跑,一边想,尽管我不认识路,但只要我顺着长江往下游跑,就一定能找到在江边造船厂做搬运工的母亲,把五哥腿被缆车压伤的消息告诉她,叫她赶快回去救五哥。雨越下越没完,密密地铺洒下来,江岸翻成一片泥浆,在我的脚下溅起。我跌倒了,马上爬起来,继续跑。

    一阵口琴声,好像很陌生,却仿佛听到过,这时从滔滔不息的江水上越过来,传到我的耳边,就像在母亲子宫里时一样清晰。我挂满雨水的脸露出了笑容。

    1996年6月初稿

    1996年11月终稿

    2013年1月修订

    2016年2月修订